唤醒“沉睡”的“最大规模的白酒窖池群”
1948年9月30日，上海特别刑事法庭，法官判处王孝和“连续教唆、妨害治安未遂，处死刑，立即执行”。听完宣读命令后，王孝和不仅面不改色，甚至还露出了一丝坦然的微笑。
到达刑场后，王孝和突然转身，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人群，好像在寻找什么人。他在找怀有身孕的妻子忻玉英，但由于这场审判是秘密进行的，妻子并不知道自己和丈夫将天人永隔。
在行刑前，记者用手里的相机定格下了这位英雄生命最后的容颜。
铁屑事件
1941年，王孝和在读专科学校的时候，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两年后，因为家庭困难，王孝和不得不中断学业，考上了上海邮局和杨树浦发电厂两份工作。经过党组织考虑，发电厂需要发展地下力量，所以王孝和就放弃了邮局的铁饭碗工作，来到了发电厂。
在这里，王孝和经常利用闲暇时间来工会帮忙，开始的时候，他只是负责一些秘书工作，后来他就开始在工会报纸上发表一些进步文章，还帮忙厂里了工会图书馆，教工人学习知识。
1946年，王孝和和忻玉英结婚，两人在上海租房子住，只有一个房间，最开始连张桌子都没有，后来还是发电厂的同事们凑钱帮忙买了桌子和椅子。
结婚后，总有一些人来家里做客，而且都是夜里来，说是来一起搓麻将。每到这时，王孝和就对妻子说：“你到外面去，如果有陌生人来了，你就敲三下门。”忻玉英就搬张凳子在门口坐着。有时候忻玉英进去上厕所，看到桌子上摆着一副麻将，但是他们根本就没玩，实际上，他们是在开会。
开完会的材料，王孝和就让忻玉英送出去，他告诉她在什么地方，把材料交给接头的人。接头的人各种各样，有时拿着一把锄头、有时拿着一块手绢、有时不断咳嗽，但这些人大多都去过她家，但忻玉英并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，她也不问，只是默默做好自己的事。
1947年，富通印刷厂突然出了事。富通印刷厂是一家进步企业，很多进步工人刊物都在这里印刷。某一天，国民党暗中查封了印刷厂，派特务在这里守着，凡是过去印刷或取报的工人，通通都被抓起来。
工人们举行了大罢工，要求释放被抓走的工人，但国民党却变本加厉地通缉没被抓的工人，说这些人都是地下党。这一通缉，工会干部们没法上班，发电厂的工会就散了。
富通事件后，国民党派了几个人来到发电厂，要举办一场工会选举大会，打着选举结束后唱票作弊的算盘，想借此把国民党特务大量安插进来。没想到在地下力量的推动下，工人们当场就要求唱票，这一唱票，王孝和就当选了工会的常任理事。
伺候，国民党特务万一三番两次地到家中找王孝和谈话，劝他加入国民党。但王孝和怎么都不肯，他说：“我哪个党都不相信，什么党都不参加，我只为工人工作。”
杨树浦发电厂
面对上海愈演愈烈的罢工风潮，国民党悄悄地出台了“借人头，平工潮”的政策，由于组织没有指令撤离，王孝和就一直坚守在岗位上。1948年4月1日，万一突然声称在发电机里发现粗铁屑，还安排了假证人，指证是王孝和指使他往发电机放铁屑的。警察局知道这是国民党布的局，非常配合，立刻认定了王孝和的“罪行”，让他主动自首。但是这完全是子虚乌有，王孝和当然不承认：“我什么事都没干，有什么可自首的？”
漫长的一夜
1948年4月19日晚上，王孝和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
当时夫妻二人正在吃晚饭，一个叫万一的国民党特务敲开了房门。那天，万一的话格外少：“孝和，我一直拿你当兄弟，可是你我走的路不同，我是国民党，你是共产党。。”
王孝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什么国民党共产党？我只是工会的，什么党都不是。”
“孝和，我待你如亲兄弟一般，特地来给你通风报信，你现在很危险，他们要动手了，你明天去自首还能保一条命。”
“我自首什么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就是为发电厂的工人谋一点福利。”
万一最后只说了一句“你自己考虑吧”，转头就走。
夫妻二人把万一送出去，一开门就看到几个特务鬼鬼祟祟地守在门外。王孝和关上门低声对妻子说：“不好，有特务，你去看看后门有没有。”忻玉英悄悄打开后门一看，那里也有好几个特务，他们被包围了！
回到屋里，王孝和把所有和共产党有关的资料全部找了出来，不用保留的就交给妻子烧掉，必须保留的就藏在阳台的洞里，用一大堆垃圾盖住。他们一直观察特务的动向，直到半夜，特务全都走了，他们才把烧纸的灰烬拿下楼倒掉。
在这个漫长的黑夜，忻玉英抱着丈夫嚎啕大哭，她无数次劝丈夫赶紧逃跑，可王孝和毫不犹豫地拒绝：“我不走，组织没有交代我撤离，我走了，工会怎么办？”
王孝和一夜未眠，他交待了忻玉英很多话：“如果有人来问我，你什么都不要说。如果问你谁来过家里，你一个也不能说，他们问你认识谁，你就说不认识……”
王孝和烈士像
第二天，王孝和像往常一样去上班。尽管心里非常害怕，忻玉英还是照常送丈夫上班，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，但是晚上，王孝和安全回家了。忻玉英小心地观察周围，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，终于安心了一点。
第三天，王孝和又出门上班，但是他再也回不了家了，他被事先潜伏好的特务抓走了。中午的时候，王孝和的同事来家里找忻玉英，问王孝和今天怎么没上班。忻玉英面色一变：“他去了啊！”同事说没见到他。
忻玉英很担心丈夫被抓，忐忑不安地等到晚上，等来了一封信：“阿英，你放心，我在外面避风头。”忻玉英一下放心了，毕竟以前王孝和也经常出去避风头。
可是，几天后，报纸上突然登出了王孝和被抓的消息。原来，那封信是特务伪造的，目的是让忻玉英和共产党放松警惕，方便他们继续抓人。
只能喊冤枉
王孝和被捕后，地下党组织一直没有和忻玉英段断了联系，但国民党到处抓人，地下党很难开展救援工作。于是，组织悄悄传话给忻玉英，让她去救王孝和，因为她不是共产党，能做很多共产党不能做的事。
忻玉英就东奔西跑，到处去闹，她在国民党政府门口闹，在杨树浦发电厂闹，一直大闹三天后，警备司令部把她叫了过去，问她是什么人教她这么做的。忻玉英说：“没人教我，你们乱抓人，我要给王孝和伸冤，他是好人。”
有一天，国民党又把她叫到了杨树浦发电厂，万一也在那里。万一和她说：“你看看这里有谁认识的，我把孝和每个月的工资交给他，让他带给你。”忻玉英抬头一看，里面有很多人都经常来他家，她都认识。
但忻玉英想起王孝和被捕前和她说过的话，就说：“认来认去，我就认识你万一，你经常到我家来，别人我都不认识。”后来，其中一个人说：“当时我们的命就在她嘴里，很多人她都认识，但是她一个都不说。”
忻玉英和王孝和结婚后，王孝和总是说不要孩子。当时的忻玉英十分不理解，女人怎么可以不生小孩？她认为结婚就是尊敬丈夫、孝敬父母、传宗接代。忻玉英问：“为什么不要孩子？”王孝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以后要吃苦的。”
忻玉英和两个女儿
后来她才明白王孝和是担心万一他被捕后，妻子会受苦，但彼时年轻的忻玉英不能理解这句话，她跑去跟双方父母告状，王孝和被大骂了一通，没办法，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佩琴。后来，王孝和被捕，在信中写道：“阿英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说过要了孩子你要吃苦的，那时你不信。”
此时的忻玉英怀里抱一个，肚里揣一个，为了营救丈夫东奔西走，看到这句话，心中的苦楚自不必说。
王孝和被捕19天后，家属被允许前去探望。忻玉英看着丈夫戴着手铐脚镣，一步一停顿地走过来，整个人都大变样，几乎认不出来了。王孝和在监狱里坚强得不得了，即使再疼，他也咬紧牙关，没出卖任何一个人。忻玉英看着伤痕累累的丈夫，一下子哭了出来，可是他反倒安慰妻子：“不要哭，要好好保重身体。”
9月27日，那是国民党计划处死王孝和的日子。此时忻玉英距临盆还有不到三周的时间，他听着大肚子，抱着一岁多的女儿，坐在提篮桥监狱门口大哭：“国民党乱杀人！”
群众们听到哭闹声，都赶来一探究竟，监狱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。当时王孝和的案子已经登报，他是为工人谋福利被抓的，人们本来就有很多怨言，一看忻玉英这么可怜，纷纷帮她伸冤。
看到群情激愤，国民党十分害怕，拿着皮带不断抽打着忻玉英，想把她赶走。忻玉英身上被打出一道道血痕，可不管国民党怎么打她，她都不走。
人们看见这种情景，都站出来质问：“你们要杀她丈夫，她哭是很正常的事情，难道就因为她哭，你们要把她也打死？”就这样，场面越来越乱，人越聚越多，最后记者也赶了过来。
记者一到场，就问忻玉英王孝和被抓的原因和判决情况。忻玉英说了丈夫被诬陷放铁屑的事，还说了他被判处死刑，国民党见事情闹大了，只好把大门关上，说“今天命令未到，改日再处决。”
人们渐渐散去，可忻玉英不敢走，她怕她一走，国民党就把王孝和杀了。
三天后，就在忻玉英还在想办法上诉的时候，国民党为了防止旧事重演，无耻地讲王孝和拉到特别刑事法庭，来了一场形式上的“审判”，最后，法官宣布枪决。
枪决的时候，王孝和只喊了冤枉，因为当时国民党就希望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，诬陷共产党破坏发电机，所以他到死都没有喊出那句共产党万岁。
刽子手在颤抖
9月30日，国民党对王孝和秘密执行了死刑。当时，执行任务的刽子手不知已经打死过多少人，可面对王孝和，他就是下不去手。他的手一直在颤抖，打了三枪都没打准，反倒让王孝和受了痛苦。
当时，《大公报》的记者记录下了王孝和最后的斗争情形。法官判决死刑后，问他还有没有话要说。王孝和说：“你们既没有取证，又没有请律师出庭，你们是在乱杀人。”法官无言以对，王孝和又用英文向外国记者揭露国民党的斑斑劣迹，还当众解开衬衣，露出身上血迹斑斑的伤痕，揭露国民党逼供的事实。
在被押进刑场时，王孝和大步流星、面带微笑、从容不惧，口中始终喊着：“冤枉！”“特刑庭不讲理！”“看你们横行到几时！”
最终，这个24岁的青年倒在了子弹之下，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。
王孝和去世三周后，她的二女儿出生，名字是王孝和亲自取的，叫王佩民。王佩民从未见过父亲，但在她心中，父亲的牺牲鼓舞着千万革命者为新中国的诞生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，他和千百万烈士的血肉之躯，奠定了新中国大厦的基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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